[10]参见：肖泽晟.宪法意义上的国家所有权[J].法学，2014(5):30. [11]指每一年的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次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

由此可见，随着改革开放进一步推进和人们认识不断深化，主导力量定位的基本内涵也继续发生着衍变，并且呈现出两个特点：其一，主导力量定位逐渐与比重要求脱钩：一开始要求国有资产在社会总资产中占据优势，以此作为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体现。另一方面能够在坚持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前提下，发展多种形式的经济，发挥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各自在一定范围内的优越性和不可缺少的作用，以利于国民经济的繁荣。

同时，由于国企的情势在向国有经济及其定位的传导过程中虽是效应消减，可是理论上并不能彻底排除主导力量定位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所以这种衍变也具备了宪法变迁应有的那种边界，即所谓宪法变迁之极限为启动宪法修改的契机{19}28。而这显然与前述1993年至1999年间主导力量定位的第一阶段内涵衍变存在一定对应关系，即：通过淡化比重要求、转变竞争力要求和强化控制力要求，使主导力量定位的内涵与国企现实状况形成关联，但又不致因为国企在特定时期遭遇的困顿，整体影响对于国有经济的定位。进言之，在主导力量定位的两重内涵里面，第一重内涵，不仅顺序上，而且理念上应当居于首要地位，因为它反映了国有制的全民所有实质，将此具体落实为推动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和社会保障水平的提高，能成为应对贫富差距扩大问题、把握新的历史机遇{46}{47}的重要方面，还能确立国有经济{48}的基本价值，一定程度上摆脱戴公益帽却走市场路那类指责。它意味着，专门政策由保证优先发展变为保障巩固和发展，是要在发展国营经济、并以此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不限制和排斥其他两种经济形式的发展[1]，这反映在定位上，就是由领导力量变为主导力量，并具体体现为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可以适当下调。而在1993年修宪使主导力量定位确立和固定于宪法文本，此后二十余年保持不变的情况下，那种迅速、持续的三阶段衍变，实际上构成了宪法变迁：在宪法设置国有经济规定且条文内容长期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基于对该规定与国企境况这一变化着的事实的理解，陆续作出与这一关联事实相关的论断，因而使得主导力量定位的具体内涵发生衍变，这既是适应经济社会形势变化而为之，又是由权威主体加以推动的结果，应当说，具备了规范意义上宪法变迁的确定(固定)性及认受性等要求{17}136-137{18}。

2003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也对此再次确认。(三)主导力量定位的诠释思路：制度性保障 综上，作为一种事实，我国国营经济的基础包括革命根据地的公营经济和没收官僚资本、赎买资本主义工商业等来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成为了国营经济的基因。[21] 然而，在现实中，诸如佘祥林杀妻[22]、赵作海杀人[23]等冤假错案，充分暴露了这样一个事实，目前干扰审判的因素甚多，审判机关要独立行使其职权在诸多地方和许多情况下还十分困难，司法行政化，司法地方化，公检法疏于制约的长期合作，党委的过度领导，以及权力机关的不当监督等痼疾仍然严重地阻扰了我国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有效实施。

社会变迁引发的价值多元和价值变迁。四、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中国逻辑 与宪法修改不同，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程度不足以启动宪法修改的成文机制来更改原规定，但是，宪法文本的规定与宪法实践不一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宪法发展状态。这一时期的司法改革也试图推动法官在法院审判中的主导地位和积极作用。[9]这说明，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特别是转型时期之后，法院不再是新中国初期阶级斗争的管理工具，审判权越来越突显其判断属性，越来越强调发挥其公正的功效。

（二）审判独立边界两阶层意涵的渐进形成 按照1982年宪法序言中新增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我国权力监督与制约原则最重要的是法律监督和民主监督，而不是权力之间的相互掣肘。通过对该条款规范意涵变迁解释后得出的新分析框架，是围绕主体行为展开，可以作为统一衡量这类问题的模型。

这给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的变迁留下了更多的解释可能，制造了更复杂的宪法图景。在理论层面，重构这个规范分析框架主要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的结果，具体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集中式人民主权理论进化为转型期的二元式人民主权理论，即集中式人民主权与限权式人民主权并存的人民主权理论。社会主义法治虽也是良法善治的结合，但这里的良法是不限于国家制定、批准或认可的法，还包括以公序良俗为核心的社会规范体系。但是，邓小平在指导起草1982年宪法时提出，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有利于清除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的腐败现象，不断铲除滋生消极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条件。

2013年，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司法体制改革作了全面部署，2014年修改《民事诉讼法》。[5]参见李忠夏：《宪法变迁与宪法教义学》，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2—3页。[3]参见李步云、柳志伟：司法独立的几个问题，《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第9页。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

柯克法官在反对英王干涉司法时曾说，只有经过长期法学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并具有法律实践经验的人才可以行使司法审判权。不同主体如何干预法院审判的争议问题，涉及不同价值冲突相互交织，采用新三阶层规范分析框架的统一标准来衡量。

按照《当代汉语词典》的阐释，人民法院是我国行使审判权的国家机关，有最高人民法院、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和专门人民法院。[44] 在法治原则入宪后，法官在审判中的独立性是法治原则的题中应有之义的呼声甚高。

至此，人权和民主这两个新旧价值在我国1982年宪法第131条上得以兼容。[26]郭道晖：法院独立审判应只服从法律——对《宪法》第126条规定的质疑与建议，《法学》2013年第4期，第4页。[25]这意味着抽象、笼统地排除部分主体干预法院审判的解释不能适应现实发展变化的需求，现实亟须对不同主体干预法院审判的行为是否合宪（或合法）作出判断。[36]就审判受限的规范内涵而言，其中蕴含着这样一层含义：当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审判，来保护包括自由权、社会权这些人权时，干预审判的各种主体都承担着不侵犯、不干涉、不任意介入的宪法义务。[24]参见柯学东：洛阳女法官到最高院讨说法，载《广州日报》2003年11月28日。韩大元：论审判独立原则的宪法功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4年第1期，第4页。

这些问题交织着不同价值冲突，一直潜藏在1982年宪法文本中，只是经过宪法实践才得以暴露。对该条款的解释往往采用审判独立——审判独立相对性的两层级分析框架，审判独立相对性表现为非此即彼的不受干涉和受干涉的单一层级。

（三）宪法规范意涵变迁后三阶层分析框架的建构 如上所述，以主体为标准划定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界限的规范方式，直接从该条款的字面解读，容易模糊主体行为的界限，不足以弥补现实中不断出现的宪法漏洞。各国宪法都会有自己的价值前提、根本制度、基本原则，这构成了宪法变迁的边界。

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审判时，既要保障公民个人权益，也要维护国家社会的整体利益。新旧边界的这种互动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智慧——兼收并蓄，并赋予现代社会新的生命力。

新价值前提增加，造成价值前提之间的冲突增多，比如社会主义法治，民主与法治，民主与人权，它们往往对立，且碰撞激烈，造成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不确定性，平衡这些冲突并不容易，模糊不清的界线需要规则和标准来划清，如前文所述的多重价值冲突叠加进行反复衡量，不同价值冲突交织采取统一标准衡量，新旧价值冲突的相互兼容等，甚至要合理引进比例原则等科学理性的公法规则。它们将该宪法条款分解为国家尊重人权和国家保障人权两层规范含义。三、1982年宪法第131条规范意涵变迁的多种解释可能与衡量 1982年宪法的五次修改不断输入新的价值，这些新价值没有替代宪法文本中的原有价值观念，而是在不断增补或叠加，因此，新旧价值之间的冲突充斥在这部宪法文本里。（一）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主体的规范意涵趋向延伸 人民法院是1982年宪法第131条的前半段概括性规定的逻辑主体，是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设定。

2.中国共产党领导与人民意志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意识形态的较量，法律技术的论证都抵不过实践的检验，社会主义和民主作为1982年宪法的价值前提，给法官独立审判含义的证成筑建了边界。

相反，如果实践可行，就上升为法律制度，例如领导过问案件留痕制度。其中，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形成了对审判独立的限制进行反方向控制。

可见，主张法官作为我国独立行使审判权的主体的观点，显然与现行法律的规定相背，既否定了审判委员会对审判工作的集体领导作用，又否定了院长、庭长对合议庭的领导、监督作用。从历史来看，1982年宪法颁布时，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条款列举个人这个主体就是针对党的领袖和党政一把手。

如上文所述，新中国脱胎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需要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社会主义的建设具有阶段性，由此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宽容地接纳了更多的价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法治这些充满柔性的概念相继而生，人民主权也从单一的集中式转变为集中与限权相结合的二元式。[19]1999年，法治原则入宪，将法律制约权力的理念推向良法善治的高度，这意味着1982年宪法第131条中依照法律规定必然具有限权功能，它与法治原则条款相勾连，延伸出两层限权含义，一则，通过宪法和法律限制除法院以外的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审判权。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基本权利的义务主体存在模糊性，并不限于国家机关，还应包括公民和执政党。这些权衡总体表现为互相妥协，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新旧价值相互限制，彼此牵扯，互为边界，通过这些衡量标准，让它们彼此适应，彼此限定对方的负向度，彼此激发对方的正向度。

就集中式人民主权而言，一方面，该理论仍然坚持国家机构中存在一个至高无上权力的、最能代表民意的国家机关，建立了非平衡的、金字塔式的宪法结构——人民代表大会制。国家和社会中其他的主体以及个人都应当为他人权利的实现负有责任。

（见下图2） 图21982年宪法第131条变迁后的规范分析框架 实际上，审判独立的限制与审判独立限制的限制共同构成了完整意义上的审判独立边界理论。[35]第四，在规范内容上，尊重虽然主要倾向于指自由权领域，但在社会权领域，国家同样要承担尊重义务。

详言之，法律保留原则和宪法保留原则不仅保证了将监督和制约审判的公权力纳入法治轨道来规范，还体现了我国权力机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尤其是全国人大，在国家机关体系中的至高地位，以捍卫人民主权。如前所述，邓小平理论强调运用制度来约束，在现代民主社会，法律都是通过人民选出的代表制定的，表达了人民的意志，人民守法就是遵循自己的意志，是贯彻人民主权原则的表现，而法治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最重要的保障。